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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１９２３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记得当年看到他薄薄一册《中国近代史》，惊为天人。真理有时候就是这样赤裸裸的，用不着动辄洋洋几百万言的大部头。
百年风云——读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
石上泉
历史学者朱维铮写过一本书，名字叫《走出中世纪》，政治学家刘军宁断言，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两者都将中国的历史发展与西方作比，并认为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落后于西方各国，而早在七十年前，历史学家蒋廷黻就下过类似的判断。
蒋廷黻学贯中西，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内学术界，名气很大，他曾与胡适、丁文江等创办《独立杂志》。他后来被蒋介石赏识，入主国民党政府，以学者身份从政，做过驻苏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被称作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这是最近才知道的。一部力作，篇幅却不长，既不艰深、也不滞涩，如椽大笔稍加勾勒，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呼之欲出，读来十分畅快。书中观点，在其后几十年，竟成空谷绝音。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的春夏之交，这是中华民族的艰难时分。面对外族的入侵，开篇就甩出一个让人震撼的论断："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明，而东方的世界仍滞留于中古"。蒋廷黻将能否近代化视作有关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
对实现近代化、救国救民的思考就是蒋廷黻这部书的主线。
蒋廷黻回顾了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时所受的屈辱，认为这都是没能实现近代化的结果。他指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而是因为战略战术不如人"；"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受洋人气是外患。面对外敌，朝廷命官或言剿、或主抚。然而，言剿者未必真的了解外敌，未必敢面对现实。就拿林则徐来说，"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百战百胜，只因受到琦善的排挤，没有跟英人真正较量。后一个是渐渐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开始翻译外国文献，提倡以夷制夷，但是害怕清议指摘，不敢公开提倡改革。他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声誉去与时人奋斗"，批评他"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回想起周恩来病重时担忧他人日后可能在自己的照片上打叉，朱老板满足于民众将自己视作清官，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
主抚者可能对外敌有所了解。比如琦善、耆英诸人，他认为他们"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也公开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他沉痛地说："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当得知国力不如人时，不发奋图强，而是自暴自弃，得过且过，甚至以权谋私，为了一点私利置民族利益于不顾，这样的面孔人们并不陌生。
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了。在蒋廷黻看来，战败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严重的是，战败后仍不思变革。为什么变革会这么难呢？他列举了三条原因，一是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精英阶层把固守传统文化视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手段，三是士大夫阶级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结果，没有在鸦片战争后便开始维新，"白白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林则徐就错在第三条。
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反省一下，我们的守旧性是不是太重，精英阶层是不是能超越个人利益行事，知识分子有没有独立意识、敢于担当的勇气？面对这张问卷，我们可能及格？
清廷寿命不长了，可出路在哪里呢？
该书第二章讲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指出：他想推翻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是"应该佩服的"，提出平均地权的想法也是很有"政治家的眼光的"，其宗教也是迎合民心的，但是他"人格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其"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对宗教革命和种族革命十分积极，对于社会革命却甚消极"，"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命是革了，人的心理状态和做事习惯仍旧，社会结构和权力运行模式却没根本性的变革，这样的革命，当然实现不了近代化的使命。
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把原有的统治者拉下马，人们皆大欢喜、奔走相告，对新政权勾勒的美好蓝图，民众翘首企盼，心向往之。然而，社会的变革并非易事，穿新鞋仍会走老路，瓶子换了，新酒还没造出来。
第三章讲的是自强运动，现在人们把它称作洋务运动，显然自强运动这个名字更好，更有肯定前人努力的色彩。作者认为，自强运动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这个方案不彻底，执行得也不彻底，'这既是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所受教育、知识结构、经历的局限，使推动自强运动的领袖本身不要彻底，更是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建铁路被指责会破坏风水，学科学被视作尚权谋，不是求学的根本。郭嵩焘被人骂为汉奸，只是当年还不时兴网上声讨、民间自发下追杀令。
还有既得利益的反扑。为了自强，需要治理模式的转变。可是，肉食者维护起个人和小团体利益来，不遗余力，你要想设个新衙门，把权从他手中拿走，他会和你拼老命。嘴上却还要唱些高调，讲他这个衙门如何如何重要。
蒋廷黻冷静对待对中外交流时的民族情绪，他认为，不该把帝国主义简单地只对应于资本主义。"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他对外资的利弊分析也比较全面，虽然略显简单："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受益。"
想当年，不少站在中外交往第一线，试图维护民族利益的人，承担着要背负汉奸、卖国贼千古骂名的风险。
不仅士大夫守旧，民众也不开通，"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作者认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恭亲王、文祥等人处理洋务更为妥贴，他们"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可是，"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多方掣肘"，他们不懂得现代国际关系，盲目反对外国，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结果，惨败于高度近代化的日本。
从古至今，不乏调门唱得挺高，打着爱国的旗号误国的人。这里面，既有利己祸国的官员，也有愚昧落后的民众。
不管怎么说，自强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的进一步之后，就发现必须更进一步；再进一步，又必须再进一步"。
自强运动只限于物质方面，也就是引进外资，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购置先进的设备，加强国防建设，这一招对救国没太奏效，便有了后来康有为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这时候，政治改革得到上下各界支持，一呼百应。康有为的变革内容激进，形式保守，他有两个坚持，一个是坚持光绪帝的领导，另一个要求完整、准确地理解孔子学说，为此，他特意写了《孔子改制考》，为了变革不惜改变经典原意，或者说得好听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孔子学说，在理论研究上做到了与时俱进。
然而，这样的改革却不免触及掌权者的既得利益，对变革觉着不爽的高官把军权一拢，热闹一时的变革风潮便烟消云散。袁世凯曾在天津练新军，也算是有改革意识的，在历史关键时分，咋就站到镇压改革的立场上了呢？
康梁变革这种救国方案方向是正确的，但时运不济，功败垂成。
面对外国人的咄咄逼人，除了变法，还有个办法，就是用爱国主义动员民众，西太后也可以说是爱国的，只要这个国里，她能说一不二，她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因为外国人支持变法。她与诸多西洋国家同时宣战所以，纵容、鼓动民间力量，想用义和团的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对付洋人，到头来，不得不屈辱地签订不平等条约。
面对开放的环境，国人不能知己知彼，吃了不少亏。和洋人签订不平等条约，最让人痛心还不是割地赔款，也不是当时人所看重的开放通商口岸，而是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当时的中方官员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现在中国入世，虽也会受些欺负，但比当年好多了，我们已经储备了不少国际知识。
义和团这种救国方案是反近代化的，遭败是必然的。
蒋廷黻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民国初年的军队，底子是湘军、淮军和北洋军，他们是私有的军队，这就导致了后来的军阀割据，北伐就是要扫除各地割据的军阀势力，实现国家的统一。
蒋廷黻的书就写到这个时候。
这时，正值抗战，讲史有现实的针对性。
一部近代史，只写到抗战，不免有些遗憾，他后来口述的《蒋廷黻回忆录》回忆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回忆录中，有关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立场、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爆发时苏联的立场、国民党政府机构改革的得失等，都有许多珍贵的史实资料，以及他的看法。
多年以后，大陆学人克服了学术研究中的障碍，重新肯定了蒋廷黻的学术地位，并把他的学术观点发扬光大。
陈寅恪的弟子、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十分推崇蒋廷黻的主张，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延续蒋廷黻的思路，把近代中国视为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透视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等各方面，全书充满激情、思辨力强，被视为中国近代史领域最好的导论性著作。
陈旭麓的得意门生茅海建接过先生的接力棒，《天国的崩溃》问世，引来好评如潮，其社会知名度远高于乃师，开路者的在天之灵相信已得告慰。《天国的崩溃》继承了熔浓烈的感情色彩、特定的问题意识和冷峻的理性思维为一炉的特点，在史料考证下了更大的功夫。读了让人对鸦片战争这段经历不由不伤心叹惋。
蒋廷黻的主张也有局限，他的线性历史进步观过于简单，有太强的西方中心观的色彩，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的史学研究上的中国中心观的理念更妥贴，但是，在历史研究中具体体现它绝非易事，它简直是一场理论上的革命，革命得条件成熟才能发生。
蒋廷黻这本书之后，中国又发生很多事：八年抗战，中胜日败，国共开战，共产党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争论仍在继续，温故可知新，蒋廷黻的这本书，能给人不小的启发。
观百年风云，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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