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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15日到6月13日,在伦敦的V&A博物馆,正在举行China Design Now(中文为"创意中国")展览,这个展览涉及了中国当代的建筑设计、工业设计、平面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的设计领域,之前曾经参加过这个展览的策展团队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workshop。对于其中的时装部分,关注更多。
关于中国的新生代时装设计师,这两三年,国内外的时装杂志也有不少报道,但数来数去,还是只有那么几个人。一方面,他们被媒体报道围绕,有了很高的公众知晓度;另一方面,他们在时装业中,上下游可以提供的营养和对话还是很稀少。
(伦敦China Design Now展览现场,图片由V&A博物馆提供)
设计师们的设计资源从哪里来?如何表达出稳定的完成度?技巧和质量能支持自己的创意吗?能找到自己的读者群吗?从设计到面市的所有环节中,都受到怎样的制肘?
在媒体的关注和展览中,中国的设计师群体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现象"被呈现,文化意义要大于时装生态层面,"时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去年和设计师谢锋做访问时,他的说法。我也认为,在这个阶段,时装不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事情,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概念的西方热,设计师开始受人瞩目,但一群人只能成就一时的"现象",如果没有建立内部与外部同时发展循环的时装生态,这种"现象"会随着媒体和西方话题和热情的转移,而逐渐消逝最初被塑造出来的光晕。
离西方的系统越近,越是觉得我们必须要有内部的循环和生长能力。在欧洲的展览,能帮助西方的观众了解中国现在的状况;而我们面对的生态问题,却需要自己来耐心解决。我们既需要交谈,也需要自省。
在一季度的EO:上,写了这篇由这个展览引发对国内时装业生态的评论。暂不说风格和概念,看看我们现实中的工作方式和环节是否通顺。
从时装街到工作坊
——中国时装的多样生存
上海长乐路290号,这里是One by One所开的第一家店铺。2003年9月One by One开业时,仅有翘翘和邱昊合作的Neither Nor,不久,翘翘在新乐路上接着开了另外一间One by One,和长乐路的店铺一样,四面纯白,收纳的也都是上海本地年轻设计师的衣服,收纳的都是本地设计师张达、大熊和破壳等人的时装。One by One的极简风格将它和长乐路、新乐路上的通常店铺区别开来。
One by One的出现并非偶然,在新一代设计师开始成立自己的品牌线,主流的时尚媒体也开始关注这样的现象,2005年9月出版的中国版VOGUE的第一期上也推出了《中国新势力》这样的专题,三位曾经在逸飞集团工作的设计师王一扬、张达和王巍被郑重介绍,其时,他们都已经离开逸飞集团。王一扬除了在2002年推出进入主流百货公司的品牌"素然",亦在2004年在复兴西路开始了具有实验色彩的"茶缸";张达在离开逸飞之后,也有与人短暂合作的经历,2005年,他开始在One by One和位于外滩十八号的YOUNIK出售自己的独立品牌"没边",而王巍则在伦敦和上海之间,寻找新的空间。
在上海出现的设计师群体,与西方年轻设计师的成长经历或有不同。西方年轻设计师主要依托时装周向媒体和买家展示每季时装,时装周的反响和口碑往往决定着设计师的职业前途。在中国,虽然北京和上海都有各自的时装周,但由于国内市场庞杂,时尚媒体尚在成长阶段、并没有对潮流和市场的绝对话语权,各城市的百货公司也没有形成养成买手制,时装周对设计师并没有绝对的影响力。没有一个成型的时装平台,却给独立发展品牌的设计师释放出更多元的成长空间。
作为国内各大中城市主流零售端的百货公司,在中国时装业的商业格局中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在百货公司中,不断进入中国的西方奢侈品牌和大多数生产于广东、江浙、紧随每季时装潮流的国内商业品牌是大多数消费者的选择。而在这样的主流市场中,国内年轻一代设计师品牌比较而言则是小众之选。建立于1996年的广州"例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迅速发展, 2006年前后,管理者毛继鸿撤掉了近一半的加盟店,提高了服装的品质和价格,目前,"例外"的专卖店稳定在六十家,这个数字也是国内设计师品牌中的佼佼者。而从上海华亭伊势丹起步的"素然ZUCZUG"的成长期也与国内百货业的整体升级和业绩上扬同步,从2002年第一家店铺开业至今,"素然"在全国也开展到40家左右。国内主流市场的上升和消费者的逐渐分层,也给予人"小众"印象的"例外"和"素然"带来了发展。
对于没有稳定的时装平台做展示的国内设计师来说,在北京国贸、新光天地或者上海的梅龙镇广场、中信泰富、久光百货这样的大型百货公司建立旗舰店,可能比时装周和服装博览会更具推广效应,中等城市的商家往往借鉴这些大型百货公司的选择,寻求与设计师的合作。
在主流的百货业态之外,在上海出现的城市街道店铺生态尤为活跃。南方城市便于漫步的狭长街道衍生出的街边店,也包括生长在其中的设计师独立品牌店,继One by One之后,长乐路也出现了EVEN PENNILESS,Jade Tang等本地设计师店铺。与长乐路毗邻的进贤路上,从伦敦回到上海的邱昊开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独立店铺。在这条市民生活气息浓郁的上海街道,设计师何艳将家居环境简单整理,做成了一间Show room。而在复兴西路、泰康路乃至新天地,都不乏本地的年轻设计师开设的店铺,街区时装次生态的出现,不仅让部分消费者接受了本地设计,也直接改变了所在街区时装零售店的竞争样式。在长乐路上,四面漆白的时装店铺越来越多,很多零售店铺也声称是设计师品牌,亦有模仿"茶缸"字体做标识和One by One白色风格的店铺。而有些年轻设计师,虽然声称反对"媚俗",其设计也或多或少是西方某些前卫设计师的简化或改造版本。上海的街区时装生态从无品牌的时装店发展到出现设计师店铺,在One by One发展至五间店铺的四年之间,"设计"已经不再是新的概念,"设计"从样式到包装都可以被拷贝,成为可标榜的商业元素,在人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设计师,降价、打折等价格竞争不留余地的今天,怎样依靠风格乃至营销方式赢得稳定的消费者?周边店铺的跟随策略,将使街道时装生态进入一个新的格局,新的竞争才刚开始。
而隐藏在这些街道中的上海设计师,生存方式也是多样的。设计师何艳已经举办了"bpmf"、"女形"、"马兰花"、"早春共和"等小型服装发布会,每次别开生面的发布对于何艳来说,更像是导演一出戏剧,她的朋友们就是她的非职业模特。这些展示带有稚趣的表演性质,从童年经历、生活传统、戏剧样式等吸取创作灵感的何艳以定做服装为主,她的动力来自于时装与音乐、艺术和生活的链接和每次发布会时所经历的创作过程。
上海设计师陆琨也是以手工作坊和定制服装为人所知,在上海社交圈内十分活跃的陆琨与上述设计师的知性风格较为不同,他的客人多为出入社交活动中的成熟女性,风格流丽,技巧娴熟。上海的定做传统并非起源于今天,在旧时上海,中上阶层的人家大多有自己特定的裁缝,这些裁缝经年裁剪不辍——比如宋美龄的专职裁缝张瑞香就为她做了一辈子的旗袍——一个好裁缝可以完成今日流水线上的从设计到成品完工的所有工作,他们的工作流程没有巴黎高级定制那样繁复,也没有严格的行业资格认定,当然,也没有享有高级定制那样的荣誉。而中国式的裁缝定制,在时代的演变中,虽然各自的风格和读者不同,也脱离不了时代变化的轨迹,艺术家、建筑师等特定的人群需要更风格化的身份表达,而在社交活动日益活跃的新富阶层除了拥有西方奢侈品之外,也需要更独特的时装标识,这些为特定人群定制时装的工作坊越来越趋向设计师化、品牌化,应证了时装市场空间已经更为细分。
2008年3月15日在伦敦V&A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当代设计展China Design Now,选取了马可、王一扬、张达、陆琨、何艳等国内设计师的作品,而另一位是在纽约和上海之间往返的韩枫,韩枫除了设计自己品牌的服饰之外,还曾经给歌剧《蝴蝶夫人》设计了华美的戏服,跨地区和跨领域的工作方式为韩枫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
四大时装周上已经陆续出现了中国设计师的身影,在时装周上出现的中国时装也多以商业基础作为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成衣出口贸易让中国服装的生产环节尤为突出,对于设计师来说,国内市场的主流业态尚有容量,而街区时装生态和定做坊等工作样式也渐次活跃。在市场渐趋多元的过程中,此次六位时装设计师进入西方主流博物馆展出仍是以"中国"为名,中国概念和商业机遇为这一代设计师意外拓出醒目空间,如何回答关于时装本身的创意和技艺问题,则留给了设计师们和他们所处的时装环境。
(参加China Design Now的六位时装设计师的作品,同时也向伦敦的TANK杂志提供了他们的作品,并由TANK在伦敦为EO:拍摄了这组时装片,拍摄地点选在老牌的Liberty百货公司。在这个有专门的designer's gallery的百货公司里,还没有中国设计师的作品。进入到这样的精选零售循环中,可能才能真正检验出设计师是否拥有真实的行业影响力。)
陆琨作品
张达作品
王一扬作品
马可作品
韩枫作品
何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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