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锫坚:土耳其日志（3）无所不在的国父

via mindmeters思维的乐趣 on Apr 24, 2007

土耳其的历史过于沉重，除了奥斯曼帝国和伊斯兰文明，在今日土耳其人生活中，国父凯末尔仍然发挥着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在钱币上，在教室里，在挂毯上，在博斯普鲁斯沿岸城墙上，你都会发现Ataturk（土耳其语，土耳其国父）的头像。这位目光睿智而坚定的长者，注视着土耳其的一举一动。
凯末尔，对中国人而言，只是中学历史课本里的一个章节。但土中两国的历史，其实在凯末尔年代，有着颇为相似的屈辱和忧伤。

与明清遥相呼应，奥斯曼帝国在15、16世纪进入鼎盛期，版图扩及欧、亚、非三洲，或者说控制着今日的中东、巴尔干、北非、克里米亚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但到17、18世纪时，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的交战迭遭失败，丧失大片土地。19世纪时，西方列强逐渐强大，而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代，英法俄奥也对奥斯曼虎视眈眈。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参加了同盟国，战败后部分领土被希腊、英国等占领。1919年，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的民族抗战运动爆发。此后废除苏丹制，废除奥斯曼哈里发（前伊斯兰教领导人君主）的王位，并于1923年10月29日建立土耳其共和国。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人曾经一度对土耳其产生过兴趣，那时的国人把凯末尔视为对一个古老帝国实行现代化改造的成功范例，在当时中国的舆论中，是要向土耳其学习、向凯末尔学习。

传统，在五四文人和凯末尔眼中，都是前进的障碍。而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则应该全盘采纳。也许因为凯末尔对这块土地爱得太深，所以改革力度也最果决。"凯末尔主义"有六条原则，其中的世俗主义确定了宗教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核心是"三分离"。看看这些与传统一刀两断的政策吧：他推翻了源自穆罕默德后人的哈里发制度，将奥斯曼王室成员全部驱逐出境。在教育方面，他废除了伊斯兰教长制、停办独立的宗教学校和经院、关闭宗教法庭（特别沙里亚法庭）以及废除被奉为神圣法典的沙里亚法、制订和采用依据西欧国家法律为摹本的新民法等。凯末尔还将土耳其使用的阿拉伯文改成了拉丁字母，并以激烈的手段完成了颇具象征意义的服饰革命。这些举措都为土耳其的世俗化扫清了障碍，该国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区别肇始于此。

在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攻击下，老大文明该如何自处。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中国与土耳其何其相似，也经历了废除科举、结束帝制、剪掉长辫、厉行白话，甚至将汉字拉丁化的过程。

面对传统，激进文人的心态也许类似鲁迅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老派文人则对传统的凋零黯然神伤。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有同样的忧伤，在《伊斯坦布尔：一个城市的回忆》中他写道，"这种死文化的忧伤依然在我们的周围。想要西化和现代化的愿望越强烈，要摆脱那陷落帝国的苦涩记忆的意愿也越绝望：就像一个被抛弃的情人要把对方的衣服、照片和物事全都扔掉一样。"

凯末尔的另一大贡献是大力提高了妇女的地位，比如废止妇女戴面纱、废除一夫多妻、确立离婚制度。1934年修改的宪法，则让妇女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举措甚至比许多欧洲国家更早，如法国和瑞士。所以，当我们在土耳其屡次提及妇女地位问题时，对方只能回答"女性在哪里都是问题"。言下之意，我们不应用"有色眼睛"看人。

今天，走在土耳其这个99％人口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带面纱的女性已经非常稀少。有人甚至称伊斯坦布尔为"迷你裙和光明塔"之间的都会。这一切，都拜凯末尔之赐。